1979年，注定是一个充满波动的年份。越南的黎笋政府在这一年加大了对中越边境的挑衅力度，肆意制造血腥事件，同时在国内展开了疯狂的排华与反华行动。这一系列行动让中越关系进一步恶化，紧张的气氛弥漫在两国之间。而在同一时期，蒋介石的残余势力依旧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，密切侦察与渗透。虽然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喊“反攻大陆”的口号，但心中对于重回大陆的野心依然未曾消退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外交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。中苏关系紧张，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，苏联的军事压力不断加剧，苏军在中国北方集结了大量兵力，随时准备对中国进行军事行动。面对这些外部威胁，整个中国的安全形势显得异常严峻，周围的国际环境可以说是充满了不确定和危机。
与苏联在中蒙边界的军力对峙相比，越南在黎笋政府的带领下，借助苏联的支持，变得愈发敢于在国际舞台上挑战中国。黎笋当局的目标是通过为苏联充当“打手”，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政治利益和国际话语权。在国内，黎笋政府对华人和华侨的打压愈发残酷，甚至在中越边境地带发动了系列暴力行为，试图从根本上切断与中国的联系。在国际事务上，黎笋政府更是雄心勃勃，派兵干涉老挝与柬埔寨，希望通过控制整个中南半岛，建立一个“大印度支那联邦”，以此来摆脱中国的历史影响，独占红河平原的资源与地理优势，进而在东南亚地区崛起。
然而，对于越南黎笋当局的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，中国人民终于决定不再默默忍耐。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压制与等待后，中国的领导人决定用行动回应这一系列的挑衅。然而，在此之前，鉴于国际局势的复杂性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决定首先访问美国，寻求西方国家，特别是美国的支持。
展开剩余67%邓小平的访美之行无疑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尽管中美之间曾经过许多曲折的外交博弈，但两国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。美国不仅一直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进行孤立和遏制，更是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打压中国的崛起。邓小平此行，实际上是在向世界宣告：中美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敌对关系，终于进入了历史的尾声。未来，两国关系将开启全新的篇章，走向更加健康、稳定的发展轨道。
尽管邓小平的访美之行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，但美国社会的治安状况却给此行蒙上了一层阴影。美国的枪支泛滥早已成为社会的顽疾。据统计，当时美国的2亿人口中，有超过1.5亿支私人持有的枪支，几乎每两分钟就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，而每24分钟就会有人因此丧命。这一现象令中国方面不得不对邓小平的访美安全问题高度重视。此外，美国历任总统中，不少人都曾遭遇过刺杀事件，如林肯、加菲尔、肯尼迪等，甚至连在任总统也未能幸免，杰克逊、罗斯福、杜鲁门等人曾在总统任期内面临过刺杀未遂事件。
更为复杂的是，美国作为一个“自由民主”的国家，宪法赋予民众广泛的言论与集会自由，任何人都有权利举行示威游行。根据美国的法律，若示威者与外国领导人保持至少500英尺的距离，他们的活动即便发生在总统官邸附近，也不受政府干涉。因此，邓小平的访美之行面临着极高的安全风险，尤其是在这种高度不稳定的环境下。
正当中国政府紧锣密鼓准备访美事宜时，中央保卫部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，信中提醒中国政府要警惕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。根据信中的情报，台湾当局可能通过“意大利枪手”来暗杀邓小平。而“黑手党”的名声显然给这封信带来了更多的可信度。在二战之后，意大利的黑手党势力不仅在意大利国内扩展，甚至渗透到了欧美各国，尤其是在美国的地下世界，黑手党几乎控制了大部分的犯罪活动。如果台湾当局真能通过“黑手党”收买枪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尽管这些情报来源不明，但中国政府决定采取谨慎态度，成立了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、新闻司专员姚伟、中央警卫局处长滕和松等人组成的先遣队，提前前往美国了解安全状况。先遣队抵达美国后，邓小平的访美安保问题引起了美国总统卡特的高度关注。美国政府承诺，全力保障邓小平访美的安全，美国的警察、情报系统等各部门将在联邦调查局的指挥下，全面负责安保工作。在中美双方的密切合作下，确保了此次访美安全有序进行，并成功化解了台湾当局的潜在威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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